导语：《城市商业》是『砺石商业评论』2023 年推出的一个重点专栏，试图从商业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读各个城市的最新发展，以归纳出中国城市变迁背后的底层规律。本期为读者带来的城市是江苏苏州。
王剑 | 作者 砺石商业评论| 出品
江南若有十分美，九分便在姑苏城。
苏州这座城听起来温婉灵动，却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感觉像是一位温柔恬静的江南女子猛地从背后掏出一把百来斤的大锤，吓人一跳。
2022年全国经济十强城市榜单上，苏州以GDP 2.39万亿排名第六；2023年第一季度，苏州以5186亿排名第七的位置。
要知道，与榜单前面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等工业城市相比，苏州既不是直辖市、省会城市，也不是副省级城市，只是江苏一座地级市。
在很多人印象中，苏州是曹雪芹笔下描写的“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是小桥流水与烟雨朦胧的江南小城，更是令人流连忘返的“人间天堂”。
不过，天堂不是一天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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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姑苏古城
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即位后，肩负血海深仇的伍子胥由楚至吴，成为吴国重臣。
为了帮助阖闾争夺天下，伍子胥提出了“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革”建议，在这片被称作“勾吴”的水泽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阖闾大城。
本着“因天材、就地利”的思想，吴人并非直接筑土造城，而是引水入城。城内，由成对的水门和陆门组成阊门、胥门、盘门、娄门、葑门、齐门等古城门，统称水陆八门。
这些古城门有的保留至今，有的仅剩个地名，但苏州城池的模样从那时起就形成了。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苏州城西北的阊门，“吴趋自有史，请从阊门起”，这是西晋文学家陆机为苏州历史留下的注脚。
吴国大军在伍子胥操练下，从阊门西征，打败了称雄一时的楚国，阊门也有了“破楚门”这个别称。
古老的阊门见证了吴国的短暂霸业，也经历了这座城市千百年的传奇故事。
岁月荏苒，随后很长一段时间，苏州城都是偏安一隅的江南水乡。
隋唐时期修建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苏州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水陆交通要冲，才由此成为“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
随着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抬升，苏州的城市空间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城内同时有陆路，水路两种交通方式存在，彼此纵横交织，相辅相成，既可合并，又可分流，互不干扰，恰如两副棋盘相互嵌套，别名“双棋盘”格局。
这样的城市格局，在苏州延续了上千年，也成为人们对江南水乡最深刻的记忆。
公元825年，已到天命之年的白居易上任苏州刺史，不仅留下“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还修建了阊门到“吴中第一名胜”虎丘的七里山塘，奠定了苏州阊门日后繁华的基础。
至今，苏州的山塘街依然是城市最具文化风情和市井气息的打卡地。
五代十国期间，吴越王钱镠在苏州称帝。在他的经营下，苏州经济更加富庶，“苏湖熟，天下足”正是从那时开始流传天下。
历史上的这些文人武将勾画了苏州繁华的都市风貌，但城市的文脉却始自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北宋景佑二年（1035年），时任苏州知州的范仲淹，迁文庙入学校，首创官学与文庙合为一体的州府级学校——苏州府学。
从此，苏州文脉炽盛，史称“天下有学自吴郡始”。
到了明清时期，苏州商业贸易异常繁荣，不仅是文人雅士向往的“天堂”，更是富商大贾扎堆的“温柔乡”。
城内店铺林立，到处是车水马龙，人流摩肩接踵，全国一半以上的粮食、丝绸、棉纺、家具等顺着阡陌纵横的河道运往全国各地。
最有趣的是晚明时期，因为苏州经济和文化引领全国，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一概称为“苏样”；遇到新鲜事件，则称为“苏意”，可见苏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那时的苏州城市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平民聚居在城东北处，有钱人则聚居西北部筑园营墅，随着城内的私人园林越来越多，苏州也号称“半城园亭”，富贵逼人。
一直到清代康雍乾时期，苏州始终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超一线城市。
可惜近代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战争的冲击使苏州经济濒临崩溃。尤其是受到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苏州诸多古建在浩劫中也难以幸免。
好在苏州自有千百年来孕育的气度，虽经历多次战火荼毒，依然展现着暗香浮动的诱人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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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市经济的初期发展
近代，苏州始终是全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尤其以丝绸、棉布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异常繁荣，让苏州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
当时的苏州被誉为“天下雄郡”，其人口规模与商品经济繁荣程度均居江南乃至全国之冠。
以1820年为例，苏州城内人口总数达590万，内城人口规模近100万，形成了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都市圈，傲视江南。
但随着上海从一个小渔村跃升成为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渐渐兴盛，江南的经济中心也从苏州转向了上海。
建国初期，苏州响应国家要求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重组，原有私营工业、手工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经济进入一段蛰伏期。
随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苏州的经济发展格局是以行政区为主导的乡镇工业格局，经济总量在全国并不突出。
虽然经济上的“风头”被上海夺走，但苏州之后的经济发展又无法绕过上海。
改革开放后，随着苏州被规划为以上海为中心辐射苏南浙北两翼（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的上海经济区，这才迎来了新机遇。
首先是上海的国有企业通过“星期天工程师”、“品牌共享”等方式，向包括苏州在内的周边城市提供技术服务和产业转移，让大批江苏乡镇企业抓住了市场机遇，实现了工业化，也让苏州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根据统计，苏州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4.4亿元增至1980年的40.68亿元，增长9.2倍，直接跨入全国经济20强市行列。
当看到沿海城市靠廉价劳动力撑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起家，也刺激了苏州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决心。
1984年，揣着“市长要敢于给外商端洗脚水”的信念，苏州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在昆山成立，自此拉开了苏州外向型经济的序幕，往制造业强市的目标一路狂飙。
1985年，苏州被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后，苏州市政府将发展“出口导向经济”作为战略目标，号召乡镇企业充当外向型经济的先行军和主力军，由此开创了享誉全国的“苏南模式”。
到1988年，苏州的出口企业已增至923家，出口额猛增至21.6亿元，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63.74%，成为苏州经济重要支柱。
20世纪90年代，外商投资不断涌入以及上海辐射带动的外向化经济，苏州的乡镇集体经济开始利用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建立了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
在苏州整个制造业构成中，又以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最为旺盛，各种类型的电子厂雨后春笋般涌现。
因为苏州工资高、交通方便，气候又适宜，很快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前来。
1994年，苏州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激增到182万人，占到总人口的30%。与此同时，苏州又在这年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为后面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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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借鉴新加坡经验的重要讲话。9月，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率团访问中国，积极呼应邓小平同志讲话，表达了希望中新合作共同建立工业园区的意向。
此后，中新双方围绕合作开发事宜进行了多次协商和实地考察，最终在时任最高领导人一锤定音下，确定选址苏州。
事实上，苏州工业园区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工厂林立的工业区，而是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建设的一座新城，也是当时中国突破西方经济封锁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经济创新项目。
1994年2月，苏州借鉴新加坡经验，迈出了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步伐，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产城融合的探索。
今天，苏州工业园区工作人员最自豪的一句话是，“当初的规划是什么样，如今的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什么样。”
确实，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园区“边开发、边规划”、“先开发建设后补规划”模式，苏州工业园区坚持“先买票再开车”的原则，初期曾以3600万元的高价，花费一年时间聘请中新双方专家编制园区的总体规划。
整个规划期间，苏州市政府累计砸下近10亿元，按照中新专家团队提供的建议，建立了“规划即法、执行到底”的管理制度，严格制定了园区的产业发展规划，随后20年几乎没做过什么大的变动。
园区内基建在国内开发区普遍还是“五通一平”、“七通一平”的背景下，投入400亿元超前建设了高水准的“九通一平”，并引入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商业品牌，实现了宜业宜居的产城综合配套建设规划。
不仅如此，由于苏州工业园区得到中央的支持，园区重要事务可直接向中央汇报，不必经过层层审批，极大地提高了园区的行政效率。
这种服务创新的背后，实质是政府传统体制的变化，即“政企分开、管办分离”，这既是中央对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一种探索，同时也成为苏州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机。
在这种高能级的规划中，苏州工业园区以打造“产城融合”的全新发展理念，初期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作为两大主导产业，随后又加入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作为三大新兴产业，逐渐形成“2+3”的产业新格局。
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又加快布局商务商业、科教创新、旅游度假、高端制造与国际贸易五大功能板块，让园区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产业新城。
发展至今，这个面积达288平方公里，居住人口78.6万的新型工业园区，以3.4%的土地贡献了15%的苏州市GDP，不仅是苏州经济的强力支撑，更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苏州工业园区采用市场交换技术的方法，学习国外先进园区开发技术与经验，不仅为后续城市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也给国内很多城市的产城合作模式带来启发。
进入新世纪后，伴随中国加入WTO，苏州更是抓住国际产业资本向长三角地区转移的机遇，积极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吸收外资。这些外资又主要流向了苏州制造业，成就了苏州世界工厂的美誉。
苏州也从人们印象中精致闲适的江南水乡，逐渐成为一个多元开放的现代化工业城市。
2011年，苏州GDP突破万亿，与深圳、天津、重庆并列，成为最强地级市。2012年，苏州实际利用外资达最高点，达到了91.6亿美元，全国占比达到8.1%；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也分别比1990年增长349倍和211倍。
这年，苏州总人口已经达到1159万人，而制造业从业人员高达427.1万人，可以说苏州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都与生产制造有关。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苏州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与近在咫尺的上海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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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做对了什么？
苏州距离上海直线距离只有85公里，是离上海最近的地级市，也是上海资源外溢的最大受益者。
苏州与上海有着天然的人文联系，两地不仅语言相近，饮食一致，交通更有沪宁高速与京沪线往来穿梭。苏州与上海之间，仅火车每日就有270趟车次往返。
因此，苏州很早便提出“主动接受上海辐射，实行错位发展战略，是全国最早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城市。
苏州很清楚，上海是长三角更是全国的经济龙头，充分利用紧邻上海优势，才能有效盘活自身资源。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苏州区位价值越发凸显，与上海联手打造长三角国际化都市群的两极，加速沪苏同城化，也成为苏州发展的主要目标。
在产业发展上，苏州提出与上海同频共振，上海负责0-1环节，苏州就负责1-10环节。比如在电子信息产业上，上海专注软件，苏州就发展配套的硬件，通过错位发展战略深化自身与上海的产业合作能力，同时全面参与全球产业的水平和垂直分工，成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上的核心城市。
另一方面，苏州当初外向型经济崛起重点在于政府胆子大，率先抢占各类先机，快人一步。
1984年，国家相继设立第一批沿海经济特区与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中并无苏州。但苏州政府下辖县昆山在既无政策支持，又无资金帮扶的背景下，果断投资50万建立中国首个“自费开发区”，并自担风险在上海投放广告进行招商引资。
这种敢为人先，主动争取的态度立即让昆山尝到了甜头，数不清的外资及台商企业纷至沓来，让曾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昆山迅速转变成了一个工业强县。
不用说，昆山的胆量和气魄如此大，背后自然是苏州政府为其撑腰。
实际上，苏州政府的“鼻子”也比其他城市要更敏锐。
在全国城市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还在将中低端制造业作为发展方向时，苏州在2005年就已经察觉其中不足，开始谋求产业转型升级。
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后，国内依赖外向型经济的城市遭遇了严重危机，各大城市才如梦初醒，但直到2011年，才真正开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尝试。
而此时的苏州已经在产业转型赛道上领跑了6年，因此比其他城市在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疫情期间受到的经济冲击要小很多。
2020年上半年，苏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5万亿元，成功超越上海和深圳，跃居全国乃至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
全球疫情影响之下，国内外经济形势下行严重，全国各省市经济增速放缓，同处经济寒冬，苏州工业总产值降幅也只有0.3%。
面对新经济下的变局，苏州早已开始通过创新集群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分别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先进材料以及新兴服务业上发力，同时还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金融与人才等领域积极布局，勾画出未来的重点发展领域。
2023年第一季度，苏州的GDP排名全国第七，靠的正是新工业经济的支撑。
可以说，苏州制造业的强大，表面上是苏州骨子里“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地方文化基因和实用主义使然，但根源是苏州准确洞察到产业升级的趋势，既找准了合作伙伴，自身也从未放松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的那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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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大强”的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的经济强悍并非像其他城市，只是主城经济一枝独秀。
从区域经济来看，苏州才是名副其实的“苏大强”，是周围给力的“小伙伴”为苏州提供了强大的GDP支撑。
苏州目前共辖5个市辖区，4个县级市以及1个工业园区，总面积约865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290万。
作为全国县域经济强市，苏州整体的县域经济非常强，4个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进入全国GDP20强城市，而市辖区的经济也不弱。
根据2022年数据统计，苏州各区县的GDP分别为：昆山市5007亿，工业园区3516亿，张家港市3302亿，常熟市2774亿，吴江区2332亿，虎丘区1766亿，太仓市1654亿，吴中区1590亿，相城区1110亿，姑苏区918亿。
尤其是昆山，靠着超强实力，连续十多年在全国百强县榜单上排名第一。
而且，苏州9个国家级经开区、3个国家级高新区，除了姑苏区因古城保护在开发上受限，均分布在这些不同区县中，成为这些地区重要的经济助推力量。
不过，苏州自身也有隐忧。
强县域、去中心的城市格局一直是苏州自身经济结构存在的较大问题，从而造成了中心城市首位度不高，综合影响力有限等不足。
不仅如此，虽然苏州目前GDP已超2.4万亿，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现代化工业强市，可依然面临着强大的压力。
苏州今年第一季度GDP为5186亿，增幅为1.9%，在疫情复苏后的城市中已属不易。可面对更为强劲的对手，苏州就有些逊色。
“十强榜单”中，一直与苏州较劲的成都，同期GDP高达5266亿，超过苏州。彼此差距虽不足百亿，但“恐怖”的是对方的实际增幅为5.3%。
此外，“苏杭”不分家的杭州，同期GDP达到了4722亿，增幅也达到了4.6%。
可真正令苏州感到压力的，并非这两个，而是同为省内的南京。
虽说去年的南京是十强榜单的“守门员”，但作为江苏省会，又被江苏催促提升城市“首位度”，省内资源倾斜明显，自身又在积极发展都市圈，其发展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今年一季度，南京GDP虽然只有4230亿，落后苏州近千亿，但实际增幅也达到了5.2%，后劲十足。
相比南京，苏州虽贵为中国最强地级市，可到现在连个机场都还没有。同时，苏州精致小巧的城市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功能构建。
再从城市人口角度分析，虽说南京现在总人口只有942万，比人口超千万的苏州要少。但与区域经济一样，南京的中心城区人口实际比苏州要多100万，而苏州的人口主要来自周边区县，而不是中心城区，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较高。
更重要的一点，南京有着苏州无可比拟的高校资源，人才储备资源远远胜过苏州。
很显然，随着南京不断提升省会城市的“首位度”，无论人才吸引力，都市圈辐射效应还是城市能级提升，南京赶上苏州，并非不可能。
不过，衡量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不只看工业规模，更要看自身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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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中的苏州
苏州之所以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人间天堂”，靠的是历久弥深的人文景色。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延续至今的城市肌理、历史风韵和地域特色，路不拓宽，河不填平，屋不高建，一代代生活痕迹在街巷堆叠，成为这座城市不变的风貌。
2022年，依靠古城保护的完整性、园林的艺术性和别具特色的水乡风味，苏州实现旅游收入1863亿，江苏省内排名第二。
当时间的刻度隐去，生活的味道就会浮现。
苏州的老城区，品味繁星般园林的古韵风华，凭吊红栏三百九十桥，纷繁的亭台塔榭错落于水巷深处，仿佛时光在对话。
工业园区金鸡湖畔，一色湖光万顷秋，自然景色与现代建筑交相辉映，令人惊叹苏州的传承与开创，古典与现代完美融合。
这也如同今日的苏州经济写照，全域与跨域相结合，产业与资本相结合，制造与服务相结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最终通过创新手段赋能，以产业集群的形态呈现世人。
岁月更迭、时代变迁，苏州千百年的模样未曾改变。
人们依然能从城市中的小桥流水、青瓦白墙、亭台楼榭中看到心目中的江南水乡。同时也从现代化的城市建筑中，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繁华富庶与钟灵毓秀。
厚重的文化为苏州铸下鲜活印象，苏州不再只是历史记忆中的姑苏城，充满活力的新城区已经接过它承载数千年的使命，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在变革与传承中，流淌进新的时光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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