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结伴外出务工、做生意的临泉人，又结伴回家乡创业，成了激活县城经济一股不可替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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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市临泉县，户籍人口超200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县（不包括县级市）。
这里曾经交通闭塞，被人们称作“安徽的西伯利亚”；
因为穷，临泉曾经是贩毒的重灾区，被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
同样是因为穷，很多人选择外出打工，高峰时期全县有80万-100万人外出务工，是全国劳务输出人口最多的县。
最近这段时间，临泉又开始被媒体关注。
不同的是，这次人们发现，2010-2020年这十年间，临泉县的常住人口增加了11万人，这其中不乏从外地归来的年轻人身影。
他们从大城市回到临泉，从打工人变成“小镇创业家”，激活了县城的经济社会。
这个全国人口第一县，为什么会人口回流，吸引年轻人回来创业？
临泉这十年，究竟经历了什么？
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时光拉回到2019年。
2019年，对于临泉县来说，是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这一年，似乎成了临泉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影响着这个全国人口第一大县的未来走向。
一组数据可以反映出临泉这一年的与众不同。
我们就先从数据说起。
2019年，临泉县的GDP是369.7亿元，在整个安徽省排第17位。
这个成绩怎么说呢，放在安徽省内横向对比的话很一般，但是我们要对比之前的临泉就会发现，这简直是个飞跃。
临泉县经济指标在2019年发生了飞跃性的增长 数据来源：临泉县政府网站
因为在2018年，临泉的GDP还只有211.1亿元。
短短一年时间完成158.6亿元的经济增量，让临泉仅次于凤阳县和太和县，排在全安徽省增量的第三名。
时间线再拉长看的话，我们更能看到临泉经济上升的速度。
2015年临泉的GDP排在全省第34名，只有154.4亿元。
5年的时间从第34名提升了17名的排位，发展的幅度不可谓不大。
这其中还有更有趣的细节。
2019年临泉的GDP中，第三产业的产值是199.4亿元，而2018年这个数字只有82.4亿元。
也就是说，2019年三产的增量是117亿元，占了当年整个GDP增量的73%。
2019年临泉的GDP中，第三产业增长占比最大 数据来源：临泉县政府网站
一个并没有多少工业产业的县，能够凭借自己第三产业的急速发展，成为2019年安徽县域经济排行榜的“黑马”，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虽然数据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的现象却是鲜活的。
临泉县是全国人口第一大县，户籍人口229万人，常住人口164.3万人（2022年数据）也是劳务输出人口最多的县，差不多有65万人在全国各地。
作为曾经的贫困县，在最高峰的时候，全县230万人口中，大约有80万-100万人外出务工。
这些临泉人结伴外出，通常都会从事同一种行业，集中在某个产业圈中，有去云南种西瓜的，有去武汉做香料生意的，也有在长三角五金厂做废品回收的。
之前媒体就曾关注过临泉外卖骑手回乡置业、创业的情况
但是最多的，也是影响最近10年临泉经济模式形成的，竟然是“外卖小哥”。
仅仅在美团做骑手的临泉人，累计就有6万多人。
这些外卖骑手，怎么会成为临泉县经济模式的“创造者”？
原来，这些在大城市里做外卖骑手的临泉人，会在工作中发现一些大城市里流行的“小生意”，比如水果配送、小商品的外卖等等，这些在大城市司空见惯，但是在县城的市场却是一片蓝海。
项目从城市直接复制回县城，既能在家门口赚到钱，同时又把这些新业态、新零售模式带回到了县里。
之前结伴外出务工、做生意的临泉人因为产业聚集，又结伴回家乡创业，再加上人口优势，成了激活县城经济一股不可替代的力量。
外卖骑手选择在本省或者自己家门口就业的情况，在临泉表现得尤为明显
2014年，临泉县登记注册的商事主体只有区区的3万多户，而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就有8.2万户，从业人员达到了22万人，到了2022年，仅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就增长到了91541户。
有数据显示，过去5年临泉的零售户、个体工商户增加了3万多户，而且基本都集中在新业态的领域。
从县城到小镇，创业之风在临泉迅速蔓延，带动了本地产业和消费的日益繁盛。
新零售模式的兴盛，成了活跃当地经济市场的重要表现，让临泉的第三产业比重占到整个GDP的53.1%。
让临泉县域经济最近十年飞速发展的动力之一，还是基建。
说白了，还是那句老话“要想富，先修路”。
2019年，高铁鸣笛声在临泉第一次响起，可以看作是临泉经济起飞的标志。
2019年，历史上从没有过铁路的临泉县通了高铁
临泉以前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出路”。
我们看地图会发现，临泉虽然在安徽省，但是三面都被河南省“包围”，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这里都是被人遗忘的角落。
2019年之前，别说是高铁了，临泉就连普通的铁路都不通。
没有铁路经过也就算了，公路也很拉胯。
2014年，全县只有一段不到7公里的国道经过，而且离县城还有40多公里远。
当时全县每年修路30公里左右，算上村道、乡道，公路里程加在一起不到2000公里。
每万人公路数8.45公里，还不够安徽省平均数28.67公里的一个零头。
就这少得可怜的公路，还基本都是年久失修的状态，损坏率达到了80%。
临泉地处中原，大大小小的河流也有几十条，但水路也不通畅。
合法的码头只有一座，河道没有疏浚，只能勉强跑跑小船。
就是这种内外闭塞的局面，让临泉成了人们口中的“安徽的西伯利亚”。
直到2014年，从省会合肥“空降”来了一位县委书记，临泉开始改头换面。
这里首先做的就是修路。
2014年，临泉提出“打通主动脉、畅通微循环、消除断头路”，随后的3年时间里，新修和改建2700公里的公路。
2016-2020年期间，整个临泉县修了差不多4000公里的公路。
临泉在2014年后开始大力兴建交通，除了公路、高铁，水运也变得畅通，图为临泉港
2016年临泉疏浚了泉河航道，提升了杨桥船闸，建设了泉河码头，实现了500吨级船通航，临泉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可以沿着沙颍河进入淮河，再走向全国市场。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临泉县想尽了一切办法，让郑阜高铁（郑合高铁郑州到阜阳段）拐了个弯，在临泉县设了一站。
这条高铁线路2015年年底开工，几乎是临泉唯一的机会。
在最初规划的方案中，离临泉最近的方案，也仅仅是在临泉和界首交界的地方设立界首站，高铁既不经过临泉的地界，也没有临泉的车站。
据说当时临泉县的领导，为了能让临泉通高铁，专门跑到铁路部门去“求情”，终于拿着有关部门“请酌情考虑临泉230万人民的需求”的批示，找到设计院，最后让这条线路的设计拐了个弯到临泉，结束了临泉没有铁路的历史。
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郑阜高铁在临泉拐了个差不多90°的弯
虽然多绕了点路，但却给临泉带来了融入长三角经济圈的巨大发展空间
路修通了，人流和物流也跟着通了。
这里内部的变化是全县三分之二行政村，都有城乡公交可以直达，原来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的地方，现在花几块钱坐公交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
与外部的联通也告别了过去只能依靠一百多公里的国道、省道这唯一的出路。
郑阜高铁加速形成了临泉和中原、长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
过去临泉人想要到上海，要坐长途车转火车用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只要4个小时。
而到合肥、郑州的时间更是缩短到了1个小时之内。
临泉也从过去两省交界的“两不管”地带，摇身一变，成了两个省会经济圈的中间地带。
交通条件的改善，让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商业面貌焕然一新。
交通的便利，带来的是产业发展和城市商业面貌的改变
得益于交通的改善，临泉开始承接皖北、长三角的产业转移。
工业产业进来了，其中，跟合肥市庐阳区合作共建的“临庐现代产业园”，成了当地工业的顶梁柱。
交通物流愈加便利，投资也跟着来到了临泉，再加上外出“先富”的一批临泉人带着产业回来。
稳定可靠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引了临泉人口的回流。
而劳动力回流，又为临泉县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市场，也才有了现在临泉的这般模样。
第三产业兴盛，特别是零售服务业的繁荣，是临泉县域经济最近十几年发展的鲜明特色。
简单来说，临泉近十年10万人口回流，大致的路径是：
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的建设提速；
吸引承接了其他城市的产业、资金的转移，让更多人有了在当地就业赚钱，提高了消费能力；
再加上大众创业的“人海战术”，曾经在大城市从事外卖服务业的人员回乡创业，推动了本地零售业的繁荣。
县、乡镇是全国经济的毛细血管，只要这里有活力，经济就会充满朝气
在全国1312个县中（注：此数字是单指县城，如果按照县级行政区划市辖区、县级市等，全国有2844个县级行政单位，该数据截止至2020年），有以产业为主的，有以旅游服务业为主的，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也会按照自己最有优势的方向去发展。
而这些，也恰恰是中国经济的活力所在。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县城的发展模式曾经引领过经济发展的潮流。
比如当时的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珠三角模式等等，造就了一批经济奇迹的诞生。
只不过最近这些年，随着大城市化的建设，人口虹吸效应让更多的人都涌向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
而真正经济增长的毛细血管和消费的增量市场，其实是在县城。
国家发改委就曾表态“县城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引擎”。
中国有上千个县，它们占据了90%以上的国土面积，承载了60%以上的人口，创造了40%左右的GDP总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如果再加上收入的增长，那就意味着超大的消费市场优势。
县域经济的活力，也需要“三通”。
这“三通”指的就是硬环境的基础设施、道路“通”，软环境的网络、信息“通”，再加上有足够能支撑与大城市没有代差的收入和消费供给，有了这“三通”，县城为什么不能成为和大城市一样好的选择？
我们更希望在未来，会有这样的时刻：
无论是选择北上广深，还是选择小城乡镇，都拥有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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